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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精英”到“现代公民”
中国准备好了吗？
3月初,教育部决定从2009年开始,除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工程硕士的项目管理方向和公共卫生硕士、体育硕士的竞赛组织方向、艺术硕士等管理类专业以及少数目前不适宜应届毕业生就读的专业学位外,其他半数以上的专业学位将面向应届毕业生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全日制培养。
研究生扩招，对考生和社会而言，表面上看都是一件好事。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本科毕业生有了一条“分流”途径，缓解了就业压力，许多学生可有机会留在校园继续深造，待两三年后再择就业机会。而且，此次扩招主要增加攻读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而非学术性学位研究生，意在为工程、建筑、法律、财经、教育等专业领域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但是，研究生扩招的消息并没有让广大学生欢呼雀跃，却让他们感觉有如洪水猛兽。因为在当今经济危机就业岗位缩减的情况下，扩招研究生，将高校作为就业的“蓄水池”可以算作一种无奈之举。但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于过度消费未来，而研究生扩招，同样是对未来就业市场的预支。如果说在三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除非经济飞速增长，创造出大量的工作岗位，就业危机就将再次爆发。然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促进方式而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能创作的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岗位，对于研究生的就业而言，这些岗位的增加几乎没有意义。
然而，研究生扩招政策背后更值得反思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认知。
从科举制诞生开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和精英教育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持续了上千年，可谓根深蒂固。进入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衰落和多年战乱的破坏，使得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稀缺，而上层社会的建构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于是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可以凭借自己远高于社会大众才能和见识进入上层社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建国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变得更加稀缺，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分配”成为中国大学最普遍的一个特点。可是说，在此之前的中国高等教育，一直秉承的是精英教育的理念，只有少量的社会精英才能上大学，更少的精英才可以读研究生，于是受教育也成为向上进行阶层流动的最有效方式。这一观念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许多家庭用不惜付出毕生积累的代价，让子女接受教育，让他们成为精英，向更高层的生活流动。在人才稀缺的年代，许多家庭确实在这条路上实现了自己愿望。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想对来说不断降低乃是大势所趋，高等教育的目的，也要逐渐从培养“权力精英”转变为培养具有较高知识素养的社会公民，研究生培养模式也必定会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这一点在经济社会和教育水平较为发达的欧洲已是客观事实，在欧美国家研究生通常用“postgraduate”来表述，从字面来理解，其实指的是在本科后进行专业学习。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长期受精英教育理念的影响，高校的研究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理解为培养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人才，即使专业硕士培养，也一样走精英路线。但是随着毕业生的不断增加和累积，国内研究生对自身的认知也逐渐从精英走向大众，研究生的扩招，特别是专业硕士的扩招，也更将助长这一趋势。
要构建公民社会，必然要提高全体公民的受教育水平，更多的研究生也是大势所趋。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培养高素质公民的教育模式，是否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应。但是，对于千千万万付出了高昂代价的中国家庭来说，子女通过读研成为社会精英已经是他们唯一的企盼。如果说父母用一生的积累换来的只是一个公民、一个“大众”素质的提高，相信很多家庭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这个观念，即使它正在成为事实。
对于中国这个大“家庭”来说，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想对落后，几乎不存在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已经是捉襟见肘的教育产业投入，也不可能在教育质量不下降的情况下，为更多人提供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因此在全社会研究生数量走向“大众化”已成事实的情况下，这个大“家庭”一样没有准备好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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