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夜行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 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

刚看了龙老大的博客，他写到：“毕业之后，60多名作为新闻科班出身的毕业生，结果只有不到10名从事的是新闻媒体工作”。

当然，毕业的时候能否做传媒，这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

想起四年前，进入大学的时候，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是被调配到这个专业的时候，内心有一些失落。

四年，对这个行业了解也越来越多，好的、坏的都有。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唾弃的时候，我嘴上没说什么，但是我内心还是在倔强地坚持。

毕业的时候，大家找工作找的焦头烂额。所幸，还是有很多人进入了媒体，成为一线记者。这些同学，每天为生存挣扎，每天也在考虑房价、收入。但是在整个行业风气欠佳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坚守。

龙老大说他正在为过多报道了林嘉祥事件中的小女孩感到愧疚，因为他知道小姑娘回到学校以后会面对压力。这样的坚守，其他很多同学也是一样。离开了南大之后，才更加觉得同学们是那么可爱。

我要实现中学的愿望，走上记者的岗位可能还要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是同学们让我先看到了希望。

亲爱的同学们，节日快乐。

我其实并不讨厌加班，只要做的是我愿意的事情，或者哪怕只是有效率的事情，我都无所谓。

所以以前没日没夜的干活，我都没觉得怎么样。

但是现在这种干耗，我真的忍受不了。

虽然在办公室坐到很晚很晚，但是一整天却做不了几件事情，大部分时间都在扯皮，就这么毫无意义地干耗着。

不要说一天，半天我就已经吃不消了，感觉整个人都要被耗垮，我的精力、智力，以及所有与年轻有关的东西，似乎正在这样消亡。

自从到这里以来，我做事的效率直线下降，更要命的是以前效率的习惯也正在消失。

我怕。

金银焕去世以后，百合上面有人说：“死一个少一个”，我只能无语。

相比之下，《南方周末》的文章比较客观真实， 但确更让人难过。

头子说，在如此强大的悲壮和命运面前，个人的际遇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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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孟登科，实习生 王霞 发自太原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8889/0

      毫无疑问，“山西”是时下频频进入公众视野的一个新闻词汇，从省长孟学农被免，到省政协主席车祸身亡，再到新华社澄清省委书记职务变动的传闻，其间还有襄汾溃坝等多起重大事故，还有记者举报信揭开的娄烦瞒报事件，还有网上流传的天罗地网式的公路收费图……
      没有一个地方这样密集地新闻缠身，也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地折戟沉沙、引人追问。
      从2005年9月到2008年9月，短短三年间，山西省长的接力棒在张宝顺、于幼军、孟学农和王君手上高频次地传递了四任。其中被外界普遍看好的几位省长相继兵败山西、黯然离开。山西到底怎么了？
      如果我们从这一个多月的跨度中跳出来，站在更长的历史之河中去观察，山西井喷式的新闻爆发的背后，是一个能源大省艰难而执著的转身。
      山西这一月的背后，是厚重的中国的30年。

“宁听骂声，不听哭声”

火山口依然是火山口

山西的付出

转身之难

      拯救山西是一个悲壮的口号。
      高污染、高能耗、高事故发生率……几乎没有人否认，山西的一切症结都归因于以煤为核心的高度单一的产业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稳定的利益结构。
      王君入主山西以后，给出了自己的号脉：山西不能不挖煤，山西不能光挖煤。
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煤一直是山西的主题，1990年代，山西全省各县甚至都配备了挖煤副县长，但煤也成了制约山西发展、欲罢不能的“鸦片”。
      安全是山西的几任领导都从未放松过的领域，他们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而“根”就是产业结构。
      转型是山西人说得最多的词，也是令山西人最捉摸不透的词。
      “没钱的时候，调不动结构，有钱的时候，不愿意调结构。”李留澜说，“因为煤的利润高。”
      在被问责的8个月前，孟学农在《感知山西》中说：产业结构调整是山西经济发展中一个持久的难题，为什么说是持久的难题？因为我们这个永恒的主题中总是持续一个内容：改变畸重的产业结构。
然而，多年以来，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走入了一个怪圈：越调越重。从2000年到2006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了11.3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降低7.4个百分点。在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多年来始终占到了95%。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宏英接受采访时表示：山西不可持续的发展已经30年了，走了一条与市场经济背向的发展道路，走入了“资源魔咒”——一条资源型地区恶性循环的老路，即粗放型、资源型、超重型。要彻底地进行结构调整，形成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至少需要相同的时间甚至更长，算起来要几十年。
      1999年，山西的人均收入全国倒数第一，彼时的山西，也曾坚决谋变。当年6月，田成平由青海省委书记调任山西省委书记。
      他将“调整产业结构”的大会地址选在了运城——这个城市不产煤但却是山西经济发展最快的。然而，GDP的政绩考核指挥棒下，见效周期漫长的调产自然让位于简单的挖煤了。
他的后来者都试图在这个课题上大展身手。
      比如计划在“十一五”内实现总投资1.6万亿，举办港洽会、沪洽会和珠洽会，“这三个洽谈会规模之大，山西历史上从未有过”。
      还有能源领域以资源资本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深化改革，推出关闭小煤矿、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组建区域性大型煤炭集团三大战役。
      李留澜认为，这样的改革完成后可以减少甚至杜绝安全问题。“事故集中在小煤矿，年产60万吨以下的矿井消灭后，就基本不会出大事故了。”他解释：60万吨是机械化的一个分水岭，而只有机械化才能保证安全。
      三大战役尚未完成，主事者被调离山西。
      其后孟学农对山西也有着自己的构想。他开出的药方是“四大攻坚”，仅仅在山西履历了377天的孟学农没能在这张蓝图上有所作为。
      王宏英早就呼吁，1999年曾经提出的“三年大见成效”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对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要做长期性的准备，一定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安全和产业结构调整，这是一个吊诡的命题。只有产业结构调整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但是防不胜防的安全问题，会使领导被问责，而换一个领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又要被重新来过，甚至有时不得不放弃产业结构调整。
      解决山西的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

记者 孟登科，实习生 王霞 发自太原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8889/2

汽车大概开了1个小时，来到了秦岭山麓。

眼前出现的是一排排低矮的房屋和忙乱的初级市场，这里就是猿人的“蓝田人”的居所，蓝田玉的产地，《白鹿原》的原乡，当然，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由省会城市管辖的国家级贫困县。

因为陕西省“青工大赛”的原因来到这里，做会务和摄影。

按照原来的安排，开幕式结束以后当天返回西安，没想到下午突然接到领导的“旨意”，要在这里呆3天。也算是我跟蓝田的缘分吧，只是没有任何准备，什么都没带，连相机供电都不足，照片只能省着拍。

下午有一小段的自由时间，出去走走，虽然破败，但是我仍然喜欢这种陌生感，就像当年在天津参赛一样。但是事情总是不完美的，电话里跟人抱怨这里接待水平差的时候，负责接待的领导正陪着其他领导从我身边走过。我分明地看到了他们BS的表情……我大囧，不知后面几天该怎么跟他们自然相处。

蓝田县城在山沟里，周围能看到茫茫秦岭，秋天的山也很漂亮，只可惜，相机的电池要留给领导拍特写用，所以也只能自己感受感受了，心想如果能自由地行走，来这样的小县城，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毕竟体会不同的地域生活，也是旅行的意义之一。

明天比赛就正式开始了，可能还要做很多工作。虽然吃住条件都很差，但是毕竟来到这里是缘分，以后说不定永远不可能再来，所以还是珍惜为好。就像在蓝田县的网吧写一篇博客，也算作是一种纪念吧。

转载温铁军的一篇文章。

转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因为在看到这篇文章的同时，看到了很多“御用文人”为土地私有化辩护的文章，其内容由于过于无耻，通篇扣帽子、打棍子，以至于实在不屑于转载。

温的文章很理性，也说明了最本质的问题：“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

温铁军温和地跟到处叫嚣御用文人辩论，给他们讲道理。只可惜，昧着良心说话的御用文人太多，又通常太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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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农业问题与国外情况简单类比得出的

会是南辕北辙的解决方案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无论计划还是市场，当这些本源于西方的外来制度面对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经济基础时（如中国这种高度分散而且剩余太少的传统小农经济），都有交易费用过高导致的制度成本问题；因此，才需要有中国自主的制度创新。

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相关假设则是：无论集权或是民主，当这些政治制度面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社会基础时（如中国这种高度分散的小农村社制的社会），也都会由于交易费用过高而难以形成“有效治理（Good Governance）”的制度成本问题；因此才需要重建以社区自治为主的草根管理体制。

也许，正是这两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与“三农”有关的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问题没有被讨论，也没有来得及形成解决办法，难以与全球化接轨的中国的三农问题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面临“市场失灵”的困境。直到2004年中央政府开始了“三农新政”——免除农业税、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并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专业合作社法之后，这种最基本的矛盾才相对逐渐缓解。

当前第一个值得讨论的认识误区还是土地私有化。

1980年代我们搞土地制度研究的时候，那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同这种逻辑：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流转，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就能够参与国际竞争。

好在，我比别人更有条件多下农村。于是，带着这个逻辑我们去农村基层开展试验，经过10年试验之后，我这个认真搞基层操作的试验员才终于明白，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可惜，今天的人们，尤其那些坐在书斋里的人们，无论是土是洋，大都还在继续唱着我们“昨天的歌谣”。

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也没有条件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因此，中国农业事实上不可能依靠提高土地的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照搬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中国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其实，在我国现行的社区所有制的土地制度条件下，很多地方都有通过“反租倒包”、“承租返包”等租赁形式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也有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搞的市场化土地流转。

但令人遗憾的却是那些学者们，他们对这些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似乎兴趣不大，有的甚至批评为“非驴非马”；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非要农民按照洋人书本上的理论做他们才满意呢？

近年来尤其值得重视的趋势性问题是，在农业收益过低和农民负担过重的压力下，农村土地出现大面积弃耕，上亿农民流入城市，客观上造成企业以各种方式征占农民土地的历史机会。有些教授对此作简单判断，全面肯定土地大规模兼并集中的市场化意义，并且以此证明农地私有化的现实性。尽管在鼓励工商业资本介入农业这种“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下，这在某些地方可能是难以遏止的趋势；但从历史教训的对比看，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循环往复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民革命，也主要在于中央反复强调并且落实了基本制度30年不变的政治承诺。据此，亿万农民仍然相信中央政府。否则，人们无论如何作不出乐观的前景分析。

第二个认识上的误区是把美国的现代化农场与我国做简单类比。

在很多学术场合，那些去过美国的官员和学者都喜欢举美国农业的经验来教育我们这些埋头在基层搞调研的人。可这种证明美国多么先进、中国多么落后的比较，真的就那么有比较意义吗？

只要愿意了解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人们，其实都可以先作个比较：从1500到2006年的500年里，中国人口增加约10倍；而英裔人口从区区400万增至2.15亿，增加53.5倍(含括美洲、大洋洲的移民)。表明西方靠殖民化向外转移制度成本来解决内部问题——移民到美国的英裔3000万，加上第一代欧洲白种人合计4800万。

当代的那6个大农场国家（美洲5个：加美墨巴阿，澳洲1个）几乎全部是在殖民化进程之中大规模杀戮当地土著来开疆拓土的产物。而老欧洲的小农场国家和日韩这些小农经济国家，则至今虽然市场化了几百年，却都没有实现美国式教科书才有的“农业规模经营”。

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可能像西方那样大规模对外殖民，基本上依靠内部积累推进工业化，特别是工业化加速的最近50年，更不可能像过去的欧洲国家那样，一旦人口膨胀了，在美洲、澳洲有大片的殖民地可以移民拓殖。由此，我们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一直在增长，人均和劳均占有土地也就必然下降。现在，美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面积是我国的200多倍。人们应该知道，农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地租，美国农场土地面积广大，地租绝对量大。大农场的规模农业当然绝对收益高，这种条件，与中国的小农经济根本就没法比。因为我们这种以农民生存保障功能为主的土地，在大多数传统农区已经连绝对地租都产生不了，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就是负值。

综上所述，我提出“市场失灵”的问题，是希望人们能够反思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本来，社会关注三农是一件好事。但由于人们缺乏对国情的了解，多年不做农户调查，往往习惯于意识形态化地在两个极端上争论，可能会犯一些常识错误。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把各种理论概念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的确有可能帮倒忙。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也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所有从国外引进的学问，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的确都需要重新思考。书斋里的学者尤应“慎言”三农。

还有，近年来，人们不仅习惯于“唯书、唯上”的气氛，而且对“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现象也已经司空见惯，政策研究人员似乎有意回避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的问题，尤其避讳如何深化涉农垄断部门的改革；也鲜见有结合基层实践阐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讨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我才一再恳请人们理解：我们农村形成的现在这种基本制度，的确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总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倘若没条件在农业外部的宏观环境上作重大政策调整，就应该继续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要轻易改变.